靠前监督 张金镇纪委压实防汛备汛主体责任

[49]同注43引文，第61页。

[27]刘飞：《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但全球行政规制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包括个人，因此全球性行政规则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通过影响国内行政法对私人行为产生效力，甚至直接适用于个人，对正当行政程序的规定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属于立法者，行政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公共利益，它是惟一有权衡量公共利益的主体。[52]参见S. Cassese, Il diritto amministrativo globale: una introduzione, in Riv. trim. dir. pubbl.，2005, n. 2, pp. 331 ss; R. B. Stewart,Il diritto amministrativo globale, in Riv. trim. dir. pubbl.，2005, pp. 633 ss。首先，正当行政程序是全球规制规则形成的一个方面，不仅适用于国家，也可以直接适用于私人。[48]参见[美]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等：全球行政法的产生，范云鹏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5期，第122-123页。随后在2000年第205号法律修改了行政程序法，作出了许多保证正当行政程序的条款，减弱了以前具有专制意义的条款，比如规定了行政机关在确定期间内作出行政处理完成程序的义务、不加重程序的义务、说明理由的义务、任何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表达主体介入程序的权利、协会或委员会作为分散利益表达者介入的权利、参与程序以审查行政行为、递交书面证据与文件的参与权利等等。

[6]汤德宗：论宪法上的正当程序保障，载《宪政时代》1989年第4期，第4-5页。总之，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国内行政法之间相互学习借鉴，表现为一种趋同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初步形成的全球行政法的角度来看，正当行政程序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行政法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当行政程序的发展是行政法全球化的指示器，如何针对这种发展趋势适当地变革本国行政法已然成为各国必须应对的课题。[美]却伯、多尔夫：《解读宪法》，陈林林、储智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5页。

我国宪法的修改频率明显较高，产生宪法修正案的明显速度较快，这一点也会使得宪法文本的阅读和引用更加困难。这一步骤虽并不困难，但或多或少地会增加查阅的时间和误引的几率。我国宪法修正案几乎每一条都存在这一问题[28]。现行宪法的原文也没有规定须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

在德国，标准的宪法文本即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为德国基本法)的修正文本，而不是基本法的原文再加上二十余部《基本法修改法》。第二段则称其分别根据于1988年4月12日、1993年3月29日、1999年3月15日和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修正案修正。

其中，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是根据迄今为止的四次局部修宪而产生的。[15]另外，对于2004年的局部修宪，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兆国也曾强调：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因此，一旦选择了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就势必要改变这些表述。两个文本同时面世，很可能会混淆视听，让人无所适从，苗连营教授或许道出了部分宪法学者的困惑：既然重新公布了宪法文本，那么能否认为我国又有了一部新宪法呢，或者说能否认为从此以后我国的现行宪法应当是2004年宪法而非1982年宪法呢？[40]也许，官方出版物刊登宪法修正文本仅仅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

但除此之外，该文本作为我国宪法的标准文本还存在着如下障碍，必须予以清除。[20] 以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为代表的多名制宪会议代表对于美国宪法草案的许多方面持有异议甚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宪法草案于1787年9月17日由制宪会议通过。显然，更改前后的宪法条款三年和五年在逻辑上无法兼容。

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全国人大享有修改宪法的职权，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另外，较高的修宪频率还会折损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功效——保持宪法的稳定和权威。这里所谓之互斥能为一般的宪法阅读者所感知。

到1788年6月21日，先后有九个州的制宪会议批准了宪法。但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30]。[29]而在笔者看来，我国宪法的修正案并非完全不能引用，只是要求引用者在宪法修正案中甄别哪些是因更改、增加而生效的宪法条款。这诚然是采用宪法修正文本的便利之处。但是，这些规定并不适用于宪法文本的公布。根据这一机理，宪法修正案在规范层面上具有独立性，其本身就是宪法文本的一部分。

[45] 蔡定剑：《从宪法文本谈修宪方式》，《法学》1999年第12期。鉴于中美两国在宪法文本和实践层面的巨大差异，将这一修宪方式引入改革开放之初的我国确实是一次颇具勇气的尝试。

直到1988年首次局部修宪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方才就这一问题展开研讨。[19] 参见纪念美国宪法颁布200周年委员会编：《美国公民与宪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我国主流的宪法教科书写道：我国在认为对宪法进行整体修改和直接在宪法条文中进行增删，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的情况下，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运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了现行宪法。其三，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异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第二类共计五条，旨在增加新的宪法条款。这一点在很可能减少了各州的疑虑，促使宪法草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经批准而生效[21]。基于宪法的法律属性，宪法文本须具有实用性。（二）选择宪法原文及修正案的进路 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选择。

  （本文正式发表的版本略有不同，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21] 美国宪法第七条规定：本宪法经九个州之制宪会议批准即行成立。

久而久之，宪法修正文本完全有喧宾夺主的可能。1988年局部修宪之时，我国的修宪者虽然移植了美国式的修宪方式却并没有同时引入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具体表述方式。

面对宪法文本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国尚未真正启动宪法解释机制和违宪审查制度。美国宪法的阅读者必须将这一模型投射在宪法条款上……[24] 在却伯教授看来，美国宪法的部分条文在法律效力上早已终结，就像超新星爆发后的宇宙黑洞一般，但其文字却依然保留在宪法文本之内，恰似来自遥远的消逝之星的光源。

[13]另外，在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年，王向明教授也在专论中肯定了宪法修正案的这一功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采用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的个别内容，这是比较灵活、有益的好办法。[25] 笔者在计算中美两国宪法的篇幅时，将标题、目录和标点符号一并计入。当然，就中美两国修宪的情况来看，这并非易事，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谈两点。[3] 蔡定剑：《从宪法文本谈修宪方式》，《法学》1999年第12期。

我国有必要在两个宪法文本间作出选择。如此一来，我国政学两界本已存在的修宪思维可能会受到助长而进一步蔓延，从而伤及宪法的稳定性。

但若其选择镌刻的是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则有可能会受到如下诘难：当宪法修正文本因宪法的修改而发生变动时，宪法墙是否还需要随之翻新呢？反观美国，由于宪法修正案的采用未曾对原有的宪法条文进行任何改动，美国国家博物馆中所珍藏的宪法羊皮卷无疑具有隽永恒久的纪念意义。[41] 根据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定，宪法修正案的提出还存在另外一种方式：根据三分之二州议会的请求，国会召开制宪会议提出修宪案。

当然，我们也有必要警惕这一进路可能导向的困境。另外，为使对宪法修正文本的及时公布制度化和规范化，全国人大可以仿照《立法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在这一专门决议中作出如下规定：宪法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宪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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